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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火《中國青年報》（2014年09月11日02版）
　　自日本單方面國有購釣魚島始，中日關係滑入冰點。加上近十年，中日兩國經濟發展的變化和歷史等原因，造成兩國人民彼此之間的隔膜和不信任。解決當下緊張的中日關係，顯然需要決策者的智慧和決斷。從百姓層面來看，增加兩國民眾的瞭解，對於緩和與改善兩國的緊張關係，也大有裨益。
　　自中日1972年建交至21世紀初，中日兩國基本保持著友好關係。2008年12月，中日韓還在日本的福岡簽訂了《三國伙伴關係聯合聲明》，《聲明》說：“我們對三國在增進政治互信、加強經貿往來、促進社會與文化交流、擴大財金合作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感到滿意”，而且“我們承諾，在上述成果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三國合作”。中日兩國關係緊張，當然是日本一方挑起的，但作為另一方，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思朝的興起也需要反思。其間，一些人對日本歷史、文化以及日本的文明方式的不瞭解，也是誘因之一。
　　就拿中國人痛恨的“武士道”一詞來說，它就需要我們加深瞭解。因為眾所周知，自1894年的黃海之戰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再到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下，飽受欺凌和殺戮，“武士道”如幽靈噩夢般纏繞著中國人。可以說，“武士道”一度成了日本侵略者嗜血成性的代名詞。但是，在110多年前新渡戶稻造所著的《武士道》一書里卻寫道，“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徵櫻花一樣，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它並不是保存在我國曆史的植物標本集裡面的已乾枯了古代美德的標本。它現在仍然是我們中間的力量與美的活生生的對象。”
　　可見，“武士道”一詞在中國詞典里是日本人“罪衍”的標識，在日本詞典里則是美德的化身。新渡戶稻造認為“武士道”淵源有三：一是從中國傳入的佛教，一是孔孟之道，一是日本自身發展起來的神道。而在這三者中，孔孟之道是“武士道”的主要淵源。也就是說，“武士道”的淵源來自中華文化和中華文明。那麼，對於“武士道”，中國人的理解為什麼與日本人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原因當然不在中國，而在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兩次戰爭，改變了亞洲的政治和地緣格局且影響深遠。一次是1894年的中日戰爭，一次是1904年的日俄戰爭。兩次都在中國領海和領土上進行，而兩次爭都以日本大勝為結局，這讓日本發現自己成了世界大國，同時也讓其在20紀上半葉變得驕橫和肆無忌憚。其後，1931年9月18日，入侵東三省；1937年7月7日，發動全面入侵中國的戰爭；1941年12月7日，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在軍國主義的旗幟和“武士道”精神下越走越遠，窮兵黷武，侵略擴張，背離人類的和平。本來和平憲法讓日本在戰後高速發展了60年，但當歷史步入21世紀後，2003年日本國會卻通過了“有事三法案”——《應對武力攻擊事態法案》、《自衛隊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修改案》，2013年12月國會通過新《自衛隊法》和新《防衛計劃大綱》修改“和平憲法”，走向軍國主義。這些，顯然與新渡戶稻造110多年前贊美的“武士道”精神，完全沒有了關係。
　　除此之外，日本為推翻滿清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所“培養”的人才，日本近現代的文學藝術對於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日本當代文學藝術對於中國文學藝術的影響，特別是日本的科技與現代管理方式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影響等，都需要我們有全面的瞭解。在此基礎上，才能更透徹地分析和評判中日關係。
　　多讀一點關於日本的書，不是媚日，而是為了增加對日本的瞭解。多讀一點關於日本的書，不是放下原則，而是在對日事務里多一些理性。重要的是：記住歷史，但不要記住仇恨。從國民層面來說，極積修複兩國民眾的關係，對於中日兩國，對於亞太地區，以至對於世界來說，都應是和平的福音。　　（原標題：多瞭解一些日本不是壞事）